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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在哪里？垃圾处理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烧与不烧的争论，而是怎么烧的问题。只有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这才是垃圾问题的根本出路。
北京：逾六成市民不能做到垃圾分类
北京是早提出“垃圾分类”概念的城市之一。1996年12月15日，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开始垃圾分类。然而，10多年过去了，垃圾分类处理却令人尴尬地一再成为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热门话题：数据显示，逾六成被访者不能做到垃圾分类。
上海：垃圾分类主要依靠保洁员二次分拣
上海自1996年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分类标准几度更替之后，确定为现在的四色垃圾桶，并据此建立了分类收运体系(不同类别的垃圾由不同企业、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转运)，在全市1400多个小区推行了试点。据调查，分类成效较明显的小区，居民的参与度并不显著，很多是依靠保洁员的“二次分拣”，他们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所，是小区里人们躲着走的垃圾箱房。
广州：部分试点社区垃圾分类流于形式
广州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尝试。然而媒体报道称，在部分试点小区里，一方面居民指责分好类的垃圾被环卫工混合收走，挫伤参与性；另一方面，环卫工人则抱怨垃圾分类后，工作量大增。部分试点社区垃圾分类已经流于形式。
杭州：部分社区试行垃圾分类实名制引发争议
杭州市自2010年起开始试点推行垃圾分类，但垃圾“不分类”“分错类”的情况相当普遍，于是在杭州一些小区便有了垃圾分类“实名制”的基层实践。“紧箍咒”的确让垃圾分类取得了良好效果，却也引发了是否侵犯隐私的争议，甚至遭到一些小区居民的反抗。
垃圾分类处理不仅仅是将性质不同的垃圾分别投入废物箱这样简单的操作，而更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各方来共同合作的复杂系统。国内外很多城市在垃圾分类收集的各个环节，正在进行着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日本：垃圾分类规矩多如牛毛
日本从1980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较好的国家。目前，日本每年人均垃圾生产量只有410公斤。 更重要的是，垃圾分类投放已经成为日本民众的一种自觉行为，即使没人监督也会严格执行。日本的垃圾分类非常细，除了一般的生活垃圾分为可燃和不可燃垃圾外，资源性垃圾还具体分为干净的塑料、纸张、旧报纸、旧衣服、塑料饮料瓶、听装饮料瓶、玻璃饮料瓶等等。除此之外，更换电视、冰箱和洗衣机还和专门的电器店或者收购商联系，并要支付一定的处理费用。大件的垃圾一年只能扔4件，超过的话，要付钱。
美国：垃圾分类深入生活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各级单位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在纽约，垃圾处理被称为“垃圾管理”。只要在大街上走一趟，就可以看到马路的两旁，堆放着一些黑色或深褐色的垃圾集装箱，上面写着：垃圾管理公司。垃圾管理公司是一家全美闻名的垃圾收集和运输公司。
瑞典：垃圾分类成为日常习惯
在瑞典，家家户户都在厨房的水池下或抽屉中放置不同的垃圾收集容器，分别收集玻璃瓶、金属、纸张、塑料和厨房垃圾等；每条街边都设有不同分类的大垃圾箱，每家每户附近都有一个垃圾回收地点，专门收集分类后的垃圾。一位瑞典家庭主妇说：“吃完饭后，我们把吃剩的食物放进食物垃圾纸袋。我通常在早晨骑车上班时，顺便把纸袋扔进食物垃圾箱里……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德国：垃圾分类已有百年历史
德国早在1904年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至今已有100多年。通常情况下，每栋住宅楼都有3至4个垃圾箱，分别存放各种包装物、不可回收垃圾、纸制品以及玻璃瓶。垃圾公司根据住宅楼的住户密度，决定垃圾箱的大小，确定住户需要缴纳的垃圾处理费用。家电、电池、家具等垃圾则采取定点收集处理。德国老师和父母们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的垃圾分类意识。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的困境，不论选择填埋还是焚烧，合理分类都是垃圾处理的基础。垃圾分类，是个渐进的漫长过程，在国内尚无成熟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有了迟滞的理由。日前，北京市民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自掏14万元在北京昌平区建起了一个垃圾处理项目，把它命名为“绿房子”。虽然“绿房子”现在还处于“听起来很美”的阶段，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相关单位齐抓共管，全民共同参与，我们终能解决“垃圾围城”困局。
德州群峰机械在引进国外先进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对目前中国城市的垃圾成分和垃圾清运单作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制定了该生活垃圾分选压缩转运站的工艺技术方案，并开发研制出更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垃圾分拣压缩流水线设备及配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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